■ 张永成

刘建同先生

不久前，在北京航天三院的老宿舍区，笔者刚走到一栋单元楼门口，便看见一位老人立在门外。他身着白衬衫，外搭一件米色马甲，银白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，眼神清亮，如天上的星辰。

“进屋坐。”他笑着迎上来，声音不高，却让人心里踏实。他叫刘建同，是我国潜舰导弹专家。他与笔者是涟水同乡，村子相隔不到十里路。

笔者坐在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面前，喝着他亲手沏的茶，听他娓娓道来人生经历，没有豪言壮语，也不见惊心动魄的场面。可越是这般平实，笔者的心就越往下沉，敬意也愈加深重。

“我没想过别的路。”他说这话时，语气淡淡的，像在说今天吃了几碗饭，“从小就知道，读书是为了报国。”

刘建同出生于1936年，家境清贫，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，早年在抗战前线牺牲了。父亲留下了一封未曾寄出的家书，上面写着：“勤奋读书修身，正心齐家报国。”这十二个字，成了刘建同一辈子的“根”。

此后，母亲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，靠种地、缝补过活。日子再难，她也从未让孩子们辍学。“母亲总说，你爸没完成的事，你们得接着干。”刘建同一路苦读，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毕业后进了国防部导弹研究院，自此将全部身心投入导弹事业，一干就是五十多个春秋。

刘建同的书房不大，桌上堆满了手稿，都是他一笔一画写的。《寒窗漫记》《拾翎集》……纸页泛黄，字迹工整。电脑十分老旧，系统还停留在XP时代，但他仍坚持用它来打字、画图、计算数据。他说：“我不太会用新软件，老办法是慢点，但心里踏实。”

他曾参与我国陆、海、空、潜四大军种第一代反舰导弹的研制工作。从最初的发动机设计起步，后来担任潜舰导弹的总体主任设计师。有人将他誉为“星海雕刻师”，只因他设计的弹道轨迹，如同刀锋刻出一般精准。可他自己却说：“哪有什么神来之笔！都是试出来的、改出来的，有时候甚至是拿命换来的。”

20世纪70年代，国家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从水下发射的导弹。彼时，全世界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寥寥无几，严密的资料封锁和国内薄弱的基础让这项任务难如登天。“外国人能干成，咱们为啥不行？”凭着一股子倔劲儿，刘建同提出一个大胆想法：研制“水下可回收试验弹”——把实弹打出去，再捞回来，看它经历了啥，哪儿扛不住，哪儿要改进。这个方法现在听起来简单，当年可是破天荒。没人敢这么做，风险太大。可他坚持：“不亲眼看到问题，怎么解决问题？”

那段日子，他带着团队日夜都泡在试验场，吃住全在工地。有一次海上回收失败，风浪大得几乎要把船掀翻，他却坚持登上甲板指挥。“您不怕吗？”笔者问。他听后笑了笑，坦然道：“怕啊，可总得有人上。”后来，国产第一枚潜舰导弹成功出水升空，命中目标。那一刻，大家红着眼眶，默默地抱在一起。他在日记里写：“海很静，心很重。”

他从不提及个人功劳。每当说起获得的各项荣誉，他总是连连摆手：“那是集体的心血，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。”无论是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，还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这些在旁人眼中无比耀眼的成就，被他提起时，都轻描淡写得如同拾起一片落叶。

最让笔者动容的是他的“笔”。在长达五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，他亲笔撰写的技术手稿累计超过3500页，每一页都逻辑严密、数据确凿，经得起反复查验。即便后来担任了总体主任设计师，他也从未让任何人代笔。“挂个名？那不是害人嘛。”他说这话时神色郑重，“搞科学，容不得半点虚假。”

退休后，他又被单位返聘了十几年，带了一茬又一茬年轻人。他当年的学生，如今不少已成为行业的中流砥柱，更有佼佼者当选了院士。可无论学生成就多大，每次见面，他还是习惯喊他们“小王”“小李”，并一再叮嘱：“别光顾着盯项目，要沉下心来，把基本功练扎实。”

现在年纪大了，看书、读文献仍是他的日常。闲下来他就雕葫芦，一刀一刻，慢条斯理。他雕的大多是梅兰竹菊，还有家乡的盐河柳。“手不能停，脑子也不能停。”他笑着说。

临走时，天已擦黑，刘建同夫妇将笔者送至大门外。回望那扇亮起灯的窗户，暖黄的光晕勾勒出家的轮廓。就在转身的刹那，笔者忽然懂得了：这世上有些人，从未登上热搜，从未站过领奖台，但他们的名字，早已化作星辰，刻在祖国无垠的天空中。

他不是战士，却守住了万里海疆；他不善言辞，却用一生写下了最厚重的忠诚。

从涟水盐河边的穷小子，到托起大国重器的科学家，刘建同走得踏实，活得清白。就像他父亲当年写下的那句话——“正心齐家报国”，一家之训，一世践行。